为了保证猪肉供应充足、价格稳定，2019年底，重庆市在“重庆市加快生猪生产恢复发展三年行动方案”（以下简称“方案”）中提出：全市猪肉自给率达到96%以上，猪肉价格基本保持稳定。

　　彭水县三义乡莲花村一社，豪威生猪养殖专业合作社，工作人员正在投放猪食。谢智强 摄

　　“给他们算了一下账，发现只要大力发展规模化养殖，这一目标完全能按时完成。”市农业农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。方案公布后，国内一些同行惊叹这是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。

　　规模化养殖如何发挥作用达成目标？是否会冲击散养户的养殖致富机会？在消费多元化情况下，市民对土猪肉等的需求是否会被淹没在规模化生产中？

　　黔江区石家镇长山村，村民在给生猪添加饲料。杨敏?摄

　　市场倒逼 遭受多重冲击生猪供应要求提高“自给率”

　　8月3日上午，渝中区学田湾农贸市场。

　　每个猪肉铺位都打着暖色调的灯光，挂满新鲜的、带着检疫印章的猪肉，选购的顾客熙熙攘攘。

　　家住枣子岚垭的张萌想做蒜泥白肉。在问几个摊位的猪臀肉价格后，她终于在老李家选定了一块。

　　“现在每公斤要52元，比去年这时候要高至少40%。”张萌有些郁闷。

　　“现在全国都是受非洲猪瘟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，猪比以往少了不少。”老李给她分析原因，“等养猪户数量一起来，价格自然就降了。”

　　“确实现在全国都面临猪肉‘供不应求’的情况。”市农业农村委畜牧处处长向品居表示。2018年8月出现非洲猪瘟疫情后，市场消费信心受挫，同时因疫情影响生猪调运也受阻，导致去年重庆市生猪存栏量较常年有较大幅度下降；今年上半年，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，生猪养殖户的出栏、运输和补栏也受到冲击，使不少养殖户的生产雪上加霜。在自身产能下降的同时，我国原有的“南猪北养西进”格局也受到挑战，调入重庆市的猪肉数量也有所下降。

　　生猪产能的下降，倒逼国家调整政策。在去年3月份农业农村部下发的《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保障市场供给的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中提到，要实行供给侧改革，深入推进标准化规模养殖，根据本地情况“逐步提高生猪自给率”。

　　大势所趋 规模化养殖推动产业转型升级

　　8月4日，黔江区五里乡河南村一社。

　　太阳快落山了。57岁的汪文高给家里唯一的一头猪喂食。圈里的猪嗅嗅玉米面和着菜叶的猪食，慢条斯理地吃了起来。

　　汪文高所在的院落原来有7户人。上世纪80年代，这里每家至少养5头猪。有时猪贩子跑一趟就能拉到20头左右，塞满一车。

　　随着外出务工的人增多，院里有3户举家外迁，剩下的4户总共不到10人，只养了两头猪，都是养来自己吃的。

　　五里乡经发办副主任汪文辉，从1982年起就在乡里从事畜牧工作，先后任过畜牧站站长、乡农技中心主任等。

　　“最初时家家户户都至少养3头，全乡一年出栏六七千头。”汪文辉回忆，“现在全乡小散养殖户还有800多户，年出栏总量最多不过1600头——乡里23户规模化养殖户，年出栏量就超过3000头，比这800户多至少一倍。”

　　汪文辉感叹：“现在散养户成本高、劳力少，猪肉价格又忽高忽低，所以规模化养殖越来越成为趋势了。”

　　根据“方案”，重庆市作为产销平衡区，到2021年，万州、黔江等28个生猪主产区县猪肉自给率要达到100%，多余产能供应市内外，余下区县为生猪主销区县，要通过跨区合作建立养殖基地等方式，保证掌控猪源达到消费需求的60%以上。

　　“发展规模化养殖，既是时代大势，也是稳定生猪生产、破解‘猪周期’困局的重要途径。”市畜科院院长刘作华说。

　　正如汪文辉直观感受到的那样，“猪周期”期间，猪肉价格大涨大落，对市场波动把握不足的散养户很难抵御这样的风险。这些年出栏量只有几十头的散养户，往往在“猪周期”低谷时退出养殖，进一步加剧了猪肉供应不足的缺口；在猪肉猛涨时他们又“追涨”进入，此时仔猪价格高企、饲料上涨，到出栏时往往又逢价格下跌，损失惨重，使得不少人心灰意冷退出生猪养殖。与此同时，随着城镇化进程加快，年轻人纷纷进城，农村劳动力老龄化使散养户的养殖规模和出栏量也逐年萎缩。

　　“非洲猪瘟疫情给我们的养殖者敲响了警钟。但从我们在基层调查的情况来看，规模化养殖户比散养户的防疫意识更强。”市农业农村委兽医处处长张基明表示，对于规模化养殖场来说，一旦发生疫情将是灭顶之灾，因此防疫和疫情监测规模化养殖场场主最积极。张基明在基层培训和调查时发现，散养户人员往往年纪较大，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主动参加技术培训的积极性不高，“有的对非洲猪瘟了解不多，认为打两针、喂点药就行，根本不知道目前非洲猪瘟不能治。”张基明说。

　　“规模化养殖场在粪污处理方面，接受的监管更严格，同时绿色生态养殖的理念也更强。”黔江区畜牧发展中心畜牧科科长郭定章说。在人多地少的区域，粪污若无法被种植业消纳完，会造成一定的污染。散养户数量众多，执法部门很难及时一一监管到位。而规模化养殖场的粪污排放受到严格监管，有的养殖户为增加收入还将其加工成有机肥销售，“变废为宝”，污染防治压力大为减轻。

　　“养殖规模化有利于实现生猪产业的规模化养殖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。”向品居表示，这种供给侧改革不仅使生猪产量增加，也是通过规模化养殖，实现产业结构、品种选育、疫病防控、管理水平等各个方面的优化与提升。

　　据了解，目前德康、新希望、正邦等全国12家重点养殖企业在重庆市规划布局年出栏总量达2200万头，已开工建设的生猪规模化养殖场预计年出栏量可达1200余万头，占规划产能的50%以上。

　　产业合作 让养猪成为老百姓重要的收入来源

　　“现在猪场条件和写字楼差不多，温度恒定在25℃。”万州区牧润生态养殖场负责人李德全说，“我们和德康合作才半年，感觉一下从养猪的‘原始社会’踏进了‘工业4.0’。”

　　牧润生态养殖场位于长岭镇安溪村，红色的猪场掩映在绿树丛中。10年前，李德全和妻子开起了这个猪场，当时是采用传统的养殖方式，一年出栏200多头。

　　“每天从早累到晚，喂食、打扫圈舍、消毒全靠我们两个人。有时候天气变化大，猪生病时整夜都没法睡。”李德全说。

　　去年12月，李德全成为全区首个与德康签订合作协议的养殖户。通过德康的技术支持，牧润生态养殖场改造了圈舍，引进了现代化的养殖设备。现在养殖场7个员工要管理700多头母猪和上千头小猪，年出栏量将达到7500头。

　　“现在主要是巡察，看猪的采食状况，重点关注要分娩的母猪，反倒没以前累。”李德全说。令他津津乐道的是公司提供的防疫措施：设两道防线，从外界进入猪舍员工生活区要彻底洗澡、更衣；从生活区进入养殖区又要重复上述环节。进了员工生活区一般不再出来，而在生活区与养殖区进出，正常情况下每人每天要洗4次澡。

　　开始觉得麻烦的李德全，发现猪儿确实没怎么感冒、拉稀了，才知道这样“麻烦”的防疫措施是科学的。

　　“原来我听说大户要进来，我们这些猪养得少的觉得肯定‘没戏’了。”李德全说，“没想到他们进来，还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致富机会。”

　　巨头入行，是否意味着普通散养户的增收空间被挤压？

　　去年12月26日，农业农村部会同国务院扶贫办在北京举行的“龙头企业带万户生猪产业扶贫项目”集中签约活动仪式上，全国15个生猪养殖龙头企业与贫困地区政府签订了生猪产业发展合作协议，涉及重庆市的有3个：德康农牧食品集团与万州区、秀山县分别签订的100万头生态猪养殖、50万头生猪产业扶贫项目，分别计划投资25亿元、10亿元；新希望六和公司与彭水县签订的100万头生猪产业扶贫项目，计划投资33亿元。这3个项目建成投产后，年可新增生猪出栏250万头，带动5000余贫困户发展生猪养殖。

　　“养猪是部分老百姓家里重要的收入来源。我们希望到万州、秀山发展生猪产业、带动扶贫致富。”重庆万州德康农牧科技公司副总经理江山说。在带动的方式上，主要是通过“公司+农户”“公司+村集体经济组织+农户”等方式，在当地布局建设核心种猪场和示范场，与有发展意愿的生态养猪场签订代养协议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德康与这些养殖户实现“统一规范布局、统一培训指导、统一物料供应、统一生产管理、统一回收销售”的“五统一”，与家庭农场合理分摊仔猪断奶到育肥阶段利润，既让养殖户获取代养费，又让贫困户和村集体经济组织入股，享受经营收入，构建了从饲料供应、生产养殖到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发展模式。

　　目前，德康在万州的38个镇街与86户签订了896个合作生猪生态养殖场单元协议。其中1个单元饲养能繁母猪50头、年出栏肥猪1250头，届时年出栏量可达112万头。

　　“根据国外养殖业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，我国养殖产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，中小养殖场还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存在。”向品居说，生猪产业也是这类养殖户致富增收的重要手段，因此在去年市政府出台的文件中，明令要加强对散养户的指导帮扶，“不得以行政手段强行清退”。